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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毛启盈



    
近日,由****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会议决定从今年开始在中央本级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即政府作为股东,对国有企业的利
润提取分红和进行再分配,这也表明国企只上缴税收不上缴红利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关于央企将实行国有预算的消息并不出人意料,事实上,多家运营商都已经开始实践,而利润上缴也是大势所趋,但是有人建议,不妨将这一部分分红纳入普通服务基金,服务大
众。那么,红利的分配结果可能会像刘欢所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


 


作为普通服务基金功在千秋


 


    
业内人士分析,如果早在10年前若有人提议要国家对尚处在内外交困的国企实行提取分红,一定会有人斥之为“杀鸡取卵”或“落井下石”。而今,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1
万亿,该到了分配红利的时候了。无论分红的结果如何,但是最让老百姓满意的结果当然是“还资于民”。也就是说把这些红利纳入普通基金。这样的分红方案可为:



  首先,国企上缴的利润一部分拿来支持“产业发展,技术进步,以及国企改革。”这当然是企业适应国际化竞争的需要,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应该耗费的资金当然不
能截留。


 


   
其次,纳入普通基金的利润,可以用于民间。比如说,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很差,初等教育基础落后,不妨将这一部分分红纳入普通服务基金,这样岂不是“一箭双雕”。作为国
企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电信运营商,最应该考虑这问题了。目前,农村的通信信号问题,“村村通”遇到的基础设施问题,不应该由老百姓买单。用这一部分资金,进一步将互联网引入广大农村,东部省份基本实现乡镇通宽带,东、中部省份基本实现行政村能上网,西部省份基本实现乡镇能上网。在农村地区推广应用移动短信息、电话声讯、电子邮箱等信息服务业务。鼓励电信全行业和社会力量因地制宜,建设经济实用、丰富多彩的“三农”网站,为农村信息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最后,如果纳入了普通基金,则可以应付一些无法预知的天灾人祸。比如,一旦发生地震就会导致大面积断网,由于通信不畅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尽管此类事件频频发生在我
们身边,但是,知道现在仍旧没有好地解决方案。一旦发生无法预知的自然灾害,受害的当然是老百姓了。


 
    
因此,如果有了这笔普通基金,那对百姓的损失赔偿问题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 


 


红利上缴遭遇“兄弟争雁”?


 


  
不少专家、学者建言,央企上缴红利的背后不仅有技术上的难题,更有各方利益的博弈,还需要相关监督、审核机制的建立,因而,要慎之又慎。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坚持三项原则:一是统筹兼顾、适度集中;二是相对独立、相互衔接;三是分级编制、逐步实施。

      

   
此前,曾经的争论:到底是国资委“越权”还是财政部“精明”?尽管初步确定由财政部来负责编制总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资委来负责编制165户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但背后却是两部门长时间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权的争论。”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是由国资委主导还是财政部主导,曾存在重大分歧。”

  曾经的争论:国资委“越权”还是财政部太“精明”?尽管初步确定由财政部来负责编制总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资委来负责编制165户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对于国资预算由谁编制,来自财政部的一种反对声音颇有代表性:“国资委是特设机构,不是政府部门,能否单独编制预算?”


   
这里,让人联想到小学语文课本有一个寓言故事“兄弟争雁”:一只大雁从天上飞过。兄弟两个一个说煮熟了好吃,一个说烧烤好吃。结果大雁很快就过去了。结果谁也没有吃到飞到饭锅里的大雁。


  既然传出国资委和财政部谁来预算存在分歧,那干脆这两个部门都参与监督,不直接预算,哪又有谁来预算?我想,还是另行成立一个基金组织(或者社会公共组织)来统一管理分配和调用,那岂不是更经济?如果还要在谁来统管的问题上争来争去,岂不是有会造成利润白白地流失。



千亿利润该让谁“红”?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是规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行为的一系列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总称。建立和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统筹用好国有资本收益,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深化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合理配置国有资本、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定义起来很简单,但是执行起来恐怕最难的还是以电信,银行为首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因为,突然让昔日的行业“龙头老大”交出一部分“红包”,那自然不是那么容易。谁来收取,如何处理,一系列的问题摆在案头。


    世界银行认为,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国际最佳做法来看,尽管国资委是国有股东的代表机构,但国有企业的红利和私有化收入应该上缴给财政部,纳入正规的预算程序,并用于公共支出。如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新西兰、挪威、韩国以及瑞典等国。


    
但是,世界性的做法未必在中国就能够行得通。尤其是“公共支出”这个话题。目前,中国公民普遍存在公共意识淡薄的问题,一段时间内难以改观。如果这部分利润用于基础性的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又该如何去分配?谁来监管,如何去很好地监管,也是一个令管理层很头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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